朱駿騰的最新個展「八月十五」，源自他長時往返新竹某間失智看護機構，不斷與院中住客、身邊家屬長時接觸之後的觀察體悟。整檔展覽由入口處的數件動態肖像、一件平放在地板上的單頻道投影、一台監視器畫面，以及一件巨大的雙屏幕投影作品所構成。但從所有影像皆嚴格同步的播放節奏，和散置在整個空間中不斷迴盪的聲音部署來看，這些作品必須被視為一整件錄像空間裝置。它的空間完整性也清楚顯示必須以如此統合性的方式呈現。

我們不難推想，其實《八月十五》背後所觸及的台灣長照與失智議題，原本可以走尋常的紀錄片拍攝途徑。先是做足事前的田調功課、蒐羅大量院中住客或家屬的訪談，而後再抽絲剝繭出許多感性故事。裡頭的生命敘事絕對有條件轉寫成細緻的劇本，如電影《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2014）一般快速贏得民眾的共鳴。又或者，朱駿騰也能以時興的文件展形式直接呈現他大量採摘的檔案紀錄，以過量的豐富資訊將觀眾徹底拋入院中長者們的生命史網絡。但《八月十五》都沒有採取上述方式。

在我與朱駿騰的私下訪談中，他不只一次強調，相較於溫馴地固守在某個既定的影像類型範疇，他更希望嘗試探索新的表達形式。更重要的是，他也誠實地向我表明，他在看護機構裡的參與過程，更多時候是一種「無法進入」的經驗。因此，儘管動態影像敘事和電影拍攝的實際技術都是他過去訓練中所擅長的，但他最亟欲迴避、警醒的正是這種創作上的熟練與慣習。其次，他最念茲在茲的也是如何反芻他作為旁觀者的「外邊狀態」。因此《八月十五》最後選擇以此為基礎，開啟一系列關於身體感、日常聲響，以及內在時間探索的影像之思。

此次展中最主要的作品，是擺放在空間盡頭的雙屏幕投影錄像。內容呈現的是一位患有阿茲海默症的老太太每日穿行在院區空間的生活軌跡。兩側影像的觀點各不相同，一邊是在長者總會駐足的幾處定點等待，拍攝她不斷抵達而後又離開這些空間角落的身影。另一邊，則是帶有些許晃動的主觀鏡頭，彷彿在重複描摹她的身體運動路線。我們無論是端詳老太太若有所思的臉龐，抑或凝視其緩慢步伐，都不難感受到一種介於清楚意識及恍惚漫遊之間的精神狀態。而長者看似嚴謹規律、行禮如儀一般的繞行，則被錄像本身的重複播放迴圈不斷地增幅、放大。作品的巧妙之處也恰恰在此，藝術家刻意讓長者日常行走的迴返運動，與影像自身的重複機制直接疊合在一起。兩者相輔相成，形成《八月十五》最鮮明的意象。

然而，隨著凝望眼前繞行的時間越來越長，我們卻會遭遇到一堵無形之牆，繼續看下去，只會困在這看似沒有出口的影像迴圈裡。因為我們終究無法知道老太太每日佇立的定點究竟有何特殊意義？這些地點是否與她的某些情感和記憶有所鏈結？抑或，連她自己都遺忘了當初為何駐足，只徒留一股強烈卻又無法言喻的情動欲念？這些問題全都沒有解答，而《八月十五》的影像敘事也不打算回答。因為相較於被攝者的生命故事，朱駿騰的影像更在意他們所顯現的神情姿態：失憶者的日常全都顯得無比坦蕩、毫不掩飾，一目了然地呈現於我們眼前。然而於此同時，其存有樣態卻也綻現為最深邃、最不可知的謎；失憶者的眼神向我們充分揭示，人的心靈猶如一個徹底封閉的單子（monad），沒有對外通透的門窗。而其深沈的內裡包容著一座巨大、幽暗、有著無限記憶摺曲迴廊的迷宮。因此我們永遠無法穿透他人的心靈，抵達迷宮的深處。

這正是朱駿騰所抵達的「外邊」，同時，這種只能駐足在迷宮外部的徒勞之感，也是《八月十五》的核心。在展場入口處，三件立式動態肖像在形式上都將被拍攝的主角呈現為一種準備受訪的狀態。但影像卻都在靜默的凝視之中緩緩展開，沒有進一步的提問或應答，也無任何藝術家與他們之間的明顯互動，直到影片結束。這並非對象拒絕受訪，也不是仿效Bill Viola以錄像去連通古老的宗教繪畫形式；毋寧說，朱駿騰是透過被攝者的視覺凝視的反向籠罩，讓我們進入他當初在看護機構所身處的旁觀者位置。換言之，即使與院中長者們共處一室，也能清楚感受到他們深深地滯留在其心靈迷宮的某個精神角落裡。

展場裡，所有的影像、現場播放的畫外音、長者繞行的破碎腳步聲，皆共享同一個影像迴圈的節奏。當全場的畫面和聲音都消失時，只會留下場中央的監視器畫面在黑暗中兀自閃爍著。這是一名長者在失蹤之前，被某個路口監視器捕捉的最後身影。上頭的時間戳記「2016年8月15日下午13點48分」即是這檔展覽與作品名稱的由來。而影像間歇性的顫動與機械輕微的滋滋聲響，在黑暗中顯得更為乖張喧囂，像是在向我們宣告：這是除了記憶之外，世上唯一能銘記失蹤者的存有證據。

朱駿騰以此孤獨的監視器畫面貫穿《八月十五》一次又一次的播映迴圈。只要在展覽空間當中經歷數回的影像明滅，觀眾會自然而然發現，永遠停滯在8月15日下午的時間戳記成為難以忽視的巨大存在。伴隨著看護機構裡其他長者們的日常生活節奏，影像與聲響共振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時間流逝狀態；一個不再是依據我們所熟悉的計畫性邏輯的另類時間結構。在那裡，不再有開會時間、報告死線、銀行三點半，或者展覽開幕等預定行程。各種特殊節日，諸如小孩生日、產品發表日、雜誌出刊日、週年紀念…，都不再具有意義。唯一剩下的只有無邊無際的時間綿延，以及看似永不停歇的找尋——簡言之，那是一個因為記憶的破碎而意外解放出來的時間荒漠。在其中，記憶與認知的錯位從來都不是枷鎖，時間的純粹耗費更不是一種罪。

正如朱駿騰在展覽預告片裡的自述：「我只是從他們如此單純跟不掩飾的日常之中，看到了生活跟存在的本質。」這些滯留在時間荒漠裡的人們像是一面又一面的鏡子，以不可承受之重的「度過時間」（passing time），反過來向我們詰問生命的本質。純粹的度過時間，毫無疑問能轉成最高強度的藝術表現，如謝德慶經典的《一年表演》系列即是如此。不過，即使是以生命的耗費作為其行為表演的基底，對謝德慶而言，仍然有一個「生活時間」（life time）與「藝術時間」（art time）的清楚切分，兩者從未混淆在一起。（這點，可由他2012年返台，於北藝大演講時提出的個人回顧展計畫中清楚看到。該計畫即是將他從事《一年表演》系列的藝術時間，以及從上一件行為表演到下一件之間的實際生活間隔長度，全數予以空間化。圖片請見文末最後一張附圖。）相較於謝德慶，朱駿騰鏡頭下所呈顯的這些時間荒漠旅人，心中並沒有一個名喚「藝術∕生活」的切換器。其幽暗而不可見的時間內感，主要是在自我與自我的對質之中，意即在記憶的不斷回溯、撿拾、重新拼組之中外顯出來的。這些自我對話，其實是每天都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日常。

《八月十五》拿捏最好的地方，就在於它沒有太快跳入社會議題的再現邏輯（如病識的問題、看護條件的問題、資源的問題等等），而是引領它的觀眾直視這種人的絕對內在性（immanence），把焦點轉向這種自我的深度探勘如何成為某一群人的主要生活內容。就此而言，《八月十五》與其刻意凸顯的徒勞式身體，隱隱然帶有某種幽微的抗辯力量，雖然只是以一種沈默不語的含蓄方式表達。但我們不難理解，那反覆繞行漫走的強烈形象不僅僅是失憶者們的日常，其實也是我們每一個人，躊躇在生命的蜿蜒小徑裡的真實身影。